维也纳是座美丽的城市。初到时，仍然时时飘风、飘雪。旬日间，就有杂花生树，绿草如茵。老城的露天茶座摆开，人头涌动，一番融融泄泄的气象。走累了，坐下来，喝咖啡，看人。街上的人沉静、平和，甚至有些呆板。遥想当年，奥国也是八国联军的一翼，奥兵进占北京时，当不是这副样子。是时代变了，人性随之改变，还是人性不变，只有时代变了？
如此胡思乱想，只因为手中在看一部书稿，是止庵的《史实与神话——庚子事变百年祭》。偶有机会来奥地利盘桓，不谙德文，既聋且哑。文化的隔膜，更加深了异乡异客的感觉。止庵此书，讲的庚子事变，令我与此处竟发生了一点关系。当然，这是侵略者后人与被侵略者后人的一点关系，倒也不是有趣的事。
有名人说，历史经常重复，第一次是正剧，第二次就成了闹剧。中国历史悠久，但似这样朝野一起乱来的事，除了义和团，恐怕只有文化大革命差可比拟了。奇特的是，义和团这段历史，从一登场，就像一出闹剧。民亦昏昏，官亦昏昏，谁都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。义和团喧呼“拆铁道，拔线杆，紧急毁坏火轮船”，朝廷时至兵临城下，仍不图救国之策，惟在宣战诏书中喋喋“彼仗诈谋，我恃天理，彼凭悍力，我恃人心”。不能欺人，只有自欺了。否则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，当不致相信，凭血肉之躯，掐诀念咒，就足以对付立足现代科学的坚船利炮了。
二次大战时法西斯败亡前遇难的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在《狱中书简》中说：“愚蠢是一种道德的缺陷。”惟其愚蠢，乃会自以为是，将蠢事推至极端，小至害人害己，大至祸国殃民，晚清的国事糜烂，除了强敌逼迫，国人上至王公卿相，下至贩夫走卒，普遍的昏聩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吧。
还有一点，即如鲁迅先生所讲的，民族性中“合群的自大”，而非“个人的自大”。合则群情汹汹，散则畏首畏尾。每个人都掩在众人背后，谁也不去对真实发生的事情负责。惟有的几位还具常识的直臣，却给朝廷拉出去砍头了事。
仅此两端，人的无理性，无担当，就足以将一场关系生死的战事，演成儿戏。
如此说来，是否中国就该挨打？这却不是我的意思。侵略与反侵略，有一个根本的是非曲直。义和团运动的兴起，源于内外交迫的重重原因。华夏自古以来，于民族的存亡绝续，最是认真。爱国主义的一脉，到义和团那里，也还没有死灭。面对外来势力的侵凌暴虐，必有一番拼死抗争。但“灭洋”与反帝，“扶清”与爱国，到底有其区别。等而下之，以愚妄对“诈谋”，以昏蛮对“悍力”，爱国至此，只怕却是爱之适足害之。
止庵此书，即说出了这几重意思。书中多讲了庚子年间，朝野上下的乌烟瘴气之处，或许有人会讥之为“片面”，好在作者的本意，并不是构筑体系。议论风生，也只为道出对百年前民族怠惰的一种悲哀。百年的耻辱，固不会因此消散，至少可以叫人反醒，那能否当作一面旗帜来挥舞。
止庵此一书，设想于1999年，完稿于2000年。1999年走了，2000年来了。眼见人人翘首以待，但来了的是什么，却也没个透彻的说法。说句笑话，至少，跨界的那一刻，“千年虫”先就没来。不过，2000年却是庚子事变一百周年的祭年。星移斗转，百年前的炮火、硝烟、血腥气，依旧拂之不去。但愿此书的出版，让人们因此扎扎实实地有一点“来了”的感觉。
（此文为《史实与神话——庚子事变百年记》一书之序，本报发表时有删节。该书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8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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